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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中國版的“訴辯交易”嗎?

發布:xinghuilawyer 瀏覽:86次

   上兩期的法治大講堂,我們結合具體案例介紹了我國刑事訴訟司法改革中剛剛確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提起“認罪認罰從寬”這項制度,很多人會聯想到美國的“訴辯交易”制度。有人甚至認為,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就是借鑒了美國的訴辯交易制度才確立起來的。

   那么,“認罪認罰從寬”會是中國版“訴辯交易”嗎?與美國的“訴辯交易”制度相比,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有何先進性和優越性?本期的法治大講堂繼續邀請江蘇圣典(常州)律師事務所邢輝律師為大家介紹我國“認罪認罰從寬”這項制度與美國及歐美國家相類似制度相比的獨特性、優越性。

  典型案例

  輕微犯罪“認罪認罰”后,10天走完訴訟全流程

  今年9月9日,徐某路過張家港市某會所門口,見收銀臺上有一黑色拎包無人看管,翻包竊得現金2000余元,用于個人消費。兩天后,失主發現錢款丟失并報案。

  張家港市公安局于當日立案偵查,通過技術手段鎖定具有多次盜竊前科的徐某,在張家港長途汽車站將徐某抓獲,當場查獲贓款899元,發還失主。

  偵查機關認為,徐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盜竊他人財物,數額較大,涉嫌盜竊罪,9月12日,公安機關將徐某刑事拘留。

  檢察機關在公安機關的執法辦案中心派駐檢察官辦案組,提前介入該案后,認為該案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涉案金額僅有2000余元,根據司法解釋及當地法院關于類案的量刑實踐,該案達不到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罰,不符合法定逮捕條件;徐某有多次盜竊前科,社會危險性較大,不符合取保候審條件。

  故檢察機關建議,該案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徐某認罪認罰,同意適用速裁程序,具備適用速裁程序辦理的條件,可以在徐某被刑事拘留期間完成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的訴訟活動。

  9月16日,公安機關通過速裁案件辦理“綠色通道”,將案件以速裁程序移送張家港市檢察院審查起訴。

  檢察機關審查認為,徐某的行為構成盜竊罪。在審查過程中,檢察官告知徐某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相關規定,如自愿認罪認罰,依法可以從寬處理。徐某真誠悔罪,愿意接受處罰。檢察官又電話聽取了被害人的意見,被害人要求依法辦理。

  檢察機關根據相關法律規定,結合盜竊數額、前科、認罪認罰等情節,對徐某提出“拘役二個月十五天,并處罰金人民幣一千元”的量刑建議。徐某對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予以認可,并在值班律師在場的情況下簽署了認罪認罰具結書。

  9月17日,檢察機關將該案向張家港市法院提起公訴。

  9月19日,張家港市法院在公安機關執法辦案中心派駐的速裁法庭,適用認罪認罰速裁程序審理該案,當庭作出判決,采納檢察機關量刑建議,以盜竊罪判處徐某拘役二個月十五天,并處罰金人民幣一千元。

  律師說法1:

  “認罪認罰”雖借鑒“訴辯交易”,但兩者又有本質區別

  很多人在提及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時會自然聯想到美國的訴辯交易制度。不可否認,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制定時參照了美國的訴辯交易制度,并吸取和借鑒了一定的內容,但兩者有著本質的不同。

  江蘇圣典(常州)律師事務所邢輝律師介紹,美國的訴辯交易制度,起源于十九世紀初,主要是指在刑事案件中,被指控者通過律師與公訴人進行協商達成雙方均可接受的協議的程序。訴辯交易制度的出臺背景是,美國在刑事案件數量劇增、證據標準更嚴背景下,為提高刑事訴訟效率而制定的。其主要做法是控辯雙方通過訴辯交易,控方以降格或減少指控罪名等為條件,換取被追訴人作出認罪答辯,最終法官確認后按協議的內容對被追訴人進行定罪量刑。

  美國訴辯交易大致分為指控交易和量刑交易兩種形態,指控交易下分為撤銷部分指控和降格指控兩種情況。因其提高訴訟效率、節約訴訟成本等優勢,逐步成為美國司法實踐中運用最為廣泛的制度,從而被世界各國所認可和學習。

  從社會背景來看,我國確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美國產生訴辯交易制度的社會背景有一定的相似性。近年來,隨著我國司法體制改革的不斷發展,法官和檢察官員額制的實施,律師隊伍逐漸擴大和專業化、職業化,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程序在訴訟程序中得以確定地位,再加之法治社會的建設使得人民群眾的司法需求日益增長,都推動著一種類似于訴辯交易的制度能夠產生,以適應我國的司法環境。

  邢輝認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設計初衷就是為了重塑現行刑事證明標準的結構性缺陷,重新維持保障人權和打擊犯罪之間的平衡。

  在上述案例中,對被追訴人適用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使得司法機關辦案力量在法律框架內有效整合,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法院一起,在對被告人刑事拘留期限內,完成案件的偵查、起訴、判決等訴訟程序,使正義得以迅速降臨,被破壞的社會關系得以迅速修復。

  律師說法2

  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體現輕罪輕罰

  注重刑罰的社會效果和犯罪預防效果

  “雖然這兩種司法制度有一定相似性,但由于每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因素的不同,在建立一套具有相似性的司法制度時,應當著重考慮制度是否適應我國國情。”邢輝認為,在與美國訴辯交易的對比中,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無論從制度設計還是社會效果上,都有顯著的優越性。

  首先, 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充分保證了審判權的核心地位。在美國的司法實踐中,訴辯交易制度會滋生權力的濫用,使得法官作為中立審判機關的地位受到了沖擊,審判活動只能在有限的操作空間里監督檢方和辯方直接進行協商交易的過程。

  邢輝介紹,美國法院在審理訴辯交易案件時,很少會駁回訴辯交易的結果,庭審不再呈現控辯雙方對抗,庭審過程流于形式,而直接由檢察官在定罪量刑中起到關鍵作用,以至于形成了檢察官變相行使司法權的局面。

  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在“以審判為中心”的司法體制改革下進行的,定罪量刑作為審判權的核心內容,具有專屬性,檢察機關提出的量刑建議,本質上仍然是程序職權,對認罪認罰的裁決應由人民法院最終作出。審判階段增加了對認罪認罰自愿性的審查程序,法官在認罪認罰案件中仍然是裁判者、決定者,從而防止訴權被濫用。

  其次,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保障被追訴人的上訴權,賦予被追訴人反悔權。而美國的訴辯交易中,很大程度限制了被追訴人的上訴權。

  我國自古以來一直重視通過刑事政策來達到犯罪預防的目的,秦律中就規定對有犯罪意識的行為從重處罰,對于無犯罪意識的行為可免于處罰。這種重視犯罪預防,強調輕罪輕罰的刑罰觀念對中國當代的刑罰制度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更多注重的是刑罰的社會效果,這也是其與辯訴交易制度最大的不同。

  認罪認罰制度作為政策的制度化、規范化,充分體現了實體上的從寬與程序上的從簡。但是在證據認定標準上不能發生變化。正如上文所述,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訴辯交易制度有著本質的不同,目的和出發點是不同的,認罪認罰案件仍應以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為證明標準。不允許司法機關借認罪認罰之名,依此減輕或降低檢察機關的證明責任。因此,司法實踐中,“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仍然是案件的證據標準,達不到這一標準的根據無罪推定的刑法理念是不構成犯罪的,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了,法院仍然不能對其作出有罪判決。

  來源:常州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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